在茫茫宇宙中，我们这个地球小得就像空气中的一粒尘埃。它经历过两件大事：一个是在40亿年前产生了生命；其次是在4万年前产生了人类。至于人类的文明开始的时间，没有定论。
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开列了另一个名单：
埃及文明 公元前4000以前
两河文明 公元前3500以前
克里特文明 公元前3000以前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1500
中国文明 约公元前1500
不管怎么说，中华文明是最早的古文明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几乎亚欧大陆上所有的文字都起源于古埃及的一种庶民体文字，包括整个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但是中国文明的文字是独立起源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他们自己失去了创新的活力。
有人分析过, 这些古代文明大都因游牧民族的攻击和入侵而衰落或直接灭亡。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根本的原因就是曾经有过的创新力和韧力。对于游牧民族的进犯，秦、赵、燕三国就修筑长城予以抵抗。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令30万人在高山峻岭上服苦役，留下无数的白骨，修成了万里长城。如果把修建长城的砖石土方筑一道1米厚、5米高的大墙，这道“高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周有余，堪称世界奇迹。
汉武帝利用这个宏伟的城墙，大举反击匈奴的入侵。当时全国人口减少了50%，终于把匈奴赶到欧洲，就是这个被赶到欧洲的突厥民族毁掉了罗马文明和其它的文明。有人说：“长城是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见证”，见鬼去吧！汉朝另外一个开明之举就是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大蛋糕，因为它废除了贵族的世袭制；更采用了科举这样一个较为公平的方法选拔人才，使汉朝得以强盛，也使中华文明第一次领先于其它文明。
公元605年，由于黄河流域历经战乱破坏，经济文化中心移到长江三角洲，而政治军事中心依然在北方。为了加强国力，隋朝开通一条南北向的大运河。大运河全长1747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在海运和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以前，它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的3/4。为了修这条运河，全国15岁以上的男子都要服苦役，完工时死者竟达250万人。
运河的开通为后来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大运河建成的20年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逼迫老迈而贪图享乐的父亲李渊退位。他也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大蛋糕，实行均田制和武举，网罗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所以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其政绩的写在《贞观政要》中，成为日本和朝鲜的帝王教科书。
从唐朝开始，中国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有长安和洛阳，宋朝时又多了个开封，GDP占整个世界的70%，而那时的巴黎和伦敦还是个小乡镇。一个文明的昌盛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得到，不是单一原因。同样，中华文明的衰败也不能单纯地责怪某个人物。早在唐高宗晚年和武则天统治时代，贵族的数量像滚雪球一样扩大，均田制被破坏，这为唐朝的衰落留下了伏笔。而到了唐明皇时，这老皇帝偏偏老牛吃嫩草，有了个“小蜜”。不顾国家出现的严重问题，整日和那胖乎乎的杨贵妃嬉闹，就那么着唱啊、乐啊，国家就没了。。。
一个政治家，应该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弱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用一种大的历史观和视野来看待问题。就像温家宝所说的：“一个民族多一些经常仰望天空的人，这个民族就大有希望；而一个民族总是看自己脚下的一点事情，那她很难有美好的未来。”笔者一般对他的观点不敢苟同，但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却是相当的一至。
地区大国只是中国的部分定义。中国真实的位置，是一个世界大国，但眼下还不是世界强国。内在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向世界强国。强国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它们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影响周围乃至世界, 以便获取最大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强国需要一个创新的理念和相关的大战略。大战略的目的就是通过维持各国之间的必要承诺与资源间的均衡，建立一个全球体系或占尽优势的联盟。这样不仅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还能推行与自身财富和军事力量相匹配的雄伟计划。
在17世纪，英国还只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小国。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制定了谋求世界霸权的"光辉孤立"大战略。伊丽莎白认为，英国要想成为海洋大国，就必须把干预欧洲大陆事务作为一项必要手段以维持欧洲大陆上的稳定均势。其目的，以确保没有一个单一国家能够成功主宰整个欧洲大陆。说白了, 就是让欧洲列强相互制约, 英国能抽身向海洋扩张。这个大战略的成功，保证了英国以最小的代价在19世纪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所以笔者认为，英国统治世界靠的不是《大国崛起》所吹嘘的“能量”，而是智慧。这一战略今天还常常被美国政治家们所使用。
在称霸方面，英国是美国的老师。美国人在“孤立主义”的掩护下，美国凭借地理优势。对欧洲事务袖手旁观，却在美洲一路攻城掠地，完成了它的大陆扩张和海洋扩张的全过程，建立了自己的后花园。其领土比那时扩大了很多倍，现在能独自包揽亚洲事务甚至影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外交事务，它所主要依靠的，依然是智慧。
经济发展也需要一个大的战略， 或者说是发展模式。有人说英美两国当年称霸时的强大经济来源于科技创新，这不全对。“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是一条古训。大国的横财就是掠夺，这不用怀疑。葡萄牙和西班牙就不要说了吧？只是这种简单的方式无法持续。当把别人的金银都抢完了，自己也就衰落了。 英国人有所创新，德雷克驾着帆船大肆杀人越货，既抢劫了人家的黄金，又打下几艘西班牙大帆船。英王伊丽莎白不但不拿他治罪，反而授于他“骑士”头衔。当西班牙 “无敌舰队”来复仇时，伊丽莎白派德雷克的海盗船队迎战。海盗船在速度和机动性上都优于西班牙的商、战两用船，所以英国击败了西班牙。而德雷克也更进一步被封为英格兰勋爵，登上海盗史上的最高峰，伊丽莎白女王也得到一个恐怖的绰号：“海盗女王”。
为了使掠夺的方式可持续下去，英国人发展了三角贸易和殖民贸易。无论是哪种贸易方式，英国都是对外输出工业品，从美洲运进烟草、蔗糖、棉花和矿石。一句话，英国通过对“高技术”的垄断，使自己的产品结构处于“高端”，合法地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和劳动力，这种利润竟然高于300%。正是这种暴富的“贸易”和对工业品的大量需求，而不是什么科学，在英国引发了工业革命。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德雷克，没有伊丽莎白，牛顿也只不过是个学院的教书先生。这就和没有十月革命，也就没有伟大的高尔基一个道理。
近代大国的崛起，是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在地区范围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其次是发展教育、科研，通过垄断高技术的贸易来对落后国家进行资源和劳动力的掠夺。近代发展起来的法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无一不是效仿了英国这种方式。就是在今天，中国依然处在被美日等国家掠夺之中。而中国的官员却放弃了“运十”，放弃了“中华之星”，热衷于接受外国人的“公关”，购买外国没有核心技术转让的高端产品，真不知道他们是短视，还是无耻！
国防科工委系统三司龚海平副处长说：“中国不能永远停留在卖8亿条裤子赚架飞机的阶段”，其潜台词是说，中国制造8亿条裤子的利润才能换来人家的一架飞机。而这种贸易和“中国制造”给中国带来的是石油、煤炭、森林的快速枯竭；是每年占GDP总量15%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000万少女不得不靠卖淫来谋生度日的繁荣；是世界第二大航空运输总周转量却自己连飞机翅膀都不能制造的科技水平。是“经济腾飞”了近三十年却GDP依然停留在1960年占世界5%水平的“大国崛起”！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在经济上再一次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在政治上，政府官员受贿腐化，经营安乐窝和温柔乡，几竟到了耻辱不分的境界；在思想文化上，拒绝吸收和发扬人类文明的先进成分，顽固地坚持着封建色彩的“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逆历史潮流而行；在国家安全战略上抱残守缺，抱着将就一天算两晌的那种苟且偷生的战略心理。在民族精神上，因个人恩怨，暗地纵容一批流氓文人贬低和抹黑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毛泽东，在历史教科书中删去民族英雄的内容，宣扬民族虚无主义，使得中国年轻一代信仰危机、道德堕落、怯于公义而勇于私斗、见义不为甚至恩将仇报。今天中国的现实就是我民族精神萎靡、人心涣散、文官爱财、武将贪生、不思进取、好逸恶劳、醉生梦死、耽於酒色。。。处处呈现出家败国亡之征兆。不从根本上进行一场革命，中华民族必将再一次被长期浸泡在惨绝人寰的战火屠戳的之中，再一次忍辱苟且于被列强集体轮奸、任人欺辱的悲惨境地。
对中国的问题,国内外学者、政治家们也有评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放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菲律宾是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由于说“中国人发明了腐败”而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中国腐败的痛恨与鄙视。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06年10月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大陆，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难怪《人民网》的一篇“领导加薪是事业单位改革的灵丹妙药？”的文章中网友们评论：“只要一改革，就是领导利益最大化，就是群众利益最小化”，“领导在改革中致富，群众在市场竞争中挣扎”。
据邓的智囊、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研究，仅90年代后期，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难怪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龙飞，也是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常用的口头语竟然是： “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
真是岂有此理！
美国《外交事务》2007年九-十月号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文章说：中国是一个二流的而不是一流的军事强国，因为它远远不能与美国相对抗。但它也不像其大多数亚洲邻国那样属于三流国家。中国的国防开支仅占全球防卫开支的4.5%(只是美国的零头)，它的军事力量无法从日本手里攻占存在争议而防卫严密的尖阁群岛(即钓鱼台群岛)。虽然北京对台湾构成明显的严重威胁，但即使台湾的防卫计划官员也不相信中国能够成功地“入侵”台湾。俄罗斯总理一听到北约攻击塞尔维亚，就命令飞向美国的飞机掉头而去，而这时中国总理对华盛顿的访问，只是比预订时间晚了两周（指“消气外交”）。中国作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一个中心，根本不占任何重要地位。老式的毛泽东主义虽然“稀奇古怪”，至少曾经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座灯塔。而现在的中国却不是谁的灯塔，而且确实也没有盟友。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孤立。
说白了，中国的问题如果放在过去到也不是那么严重， 美国一百四十年前的格兰特政府比这也好不了哪里去。但在社会、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再不从根本上来一场革命，涤荡这些污泥浊水，在下一次工业革命或在这之前的一次战争中被历史所淘汰。近代我们这个民族可以说是苦难深重,追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统治集团不思进取。他们宁可眼睁睁地看着民族衰落、江山易人，也不愿看到政治革动了自己的那个特大号的蛋糕。当我们从记录片中看到二战时100多万中国军队被区区几万日军像赶鸭子似的赶得到处乱跑，很是羞愧。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中华一个泱泱大国差一点就被日本这个弹丸小国给灭了？！
笔者认为，北京领导人由于轻信了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谎言，选择了一条错误的发展模式，导致现在的结果。现在该是正视现实，痛下决心，割除痼疾，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了。也奉劝那些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的那些无耻小人们：洗洗睡吧！
笔者认为北京真正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是：
一、 精简机构
中国官僚机构结构庞大，官员冗杂，人浮于事。不仅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加重了财政的负担。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实际比例高达1：18，这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真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官民之比也仅为1﹕981（差不多是每1000个人才会有一个官员），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很难想象中国这样的二流国家的官员数目竟然是霸权国家美国的20多倍！
二、 优化财政支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中国人的古训。中国政府仅仅用于吃、喝、玩、乐（政府人员吃喝、买车、出国旅游，号称“三驾马车”）的开支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0%，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总共才只有25.5%。而日本、德国、英国、韩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政府行政开销分别占财政收入的2.38％，2.7％，4.19％，5.06％，6.5％、7.6％和10%。美国政府虽然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的10%， 但政府能将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如果不进行改革，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就那么让政府给白白地挥霍了，这真让人想起了杜牧借陈后主追求荒淫享乐终至亡国的历史、 感叹晚唐那班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不从中汲取教训而写的《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三、政府实行分权
法国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发展洛克的分权学说，明确提出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的原则。他认为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司法独立，君主制享有行政权。实行分权，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美国政治学家梅里亚姆说过，“如果不给政府以充分的权力，国家的安全就处于危境。如果给了充分的权力，又很可能被滥用”。中国的“党内实行自我监督”的机制和行政措施造成了机构臃肿、缺乏效能，而且是腐败现象越反越严重，实际上是一种失败的模式。而美国的实践也告诉人们，三权分立的原则有利于政府人员的互相制约和互相监督，有三大优势：其一，分权避免绝对的权力产生。因为，“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绝对的专制”。美国宪法将国家权力分授予联邦和州两级政府，使每级政府只掌握部分权力，不经过对方同意不能废除，也不能互相干预，这就避免了权力过分集中。其二，分权可防止国家宫像机构过分庞大。由于联邦政府的权力有一定限度，没有必要设置庞大的政府机构。其三，分权能使人民较有放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政府侵犯了人民的权力，被侵犯者可以诉诸法院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毕竟，执法机构是独立的。
四、官位民授
实行中央政府和各省市级的人民直接选举，改变过去权力“神”授的封建色彩的官僚制度，避免官员只对授权人个人效忠而不对人民负责的官场弊病。笔者建议，现在的中共和与所有的民主党派一起共同组成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一个叫做“先进党”，另一个叫做“民主党”。 “先进党”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们组成，“民主党”由工农兵等弱势群体所产生。其实，即使不这样划分，随着观点的激烈对立，也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阵营。这样的优点是：其一，促进了政治改革和人才的选拔。其二，两党交替执政，打破了贵族政治的官僚体系。其三，与多党制相比较，两党制更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性。其四，为国家的统一扫清了政治障碍。
五、重视人才
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思想和文化各方面的综合较量，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再深一步说就是体制和教育的竞争，因为前者是保障公正地选拔、引进和使用优秀人才，后者为人才培养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的个人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无论是耶稣的受难，还是伊丽莎白终身不嫁；无论是彼得大帝的满手老茧，还是明治天皇每天只吃一个小米团；无论是华盛顿坚持不当国王，还是毛泽东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个宗教或民族的兴盛总是因为它的领袖曾经有过舍身取义来普度众生的壮举，绝非偶然。在历史上，毛泽东为了民族大义，坚持释放和共产党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还是为了民族大义，忍辱负重，接受国民党的改编。事实证明了第一代共产党人是真心抗日救亡的，也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奔延安，这是国共两党相争以来第一次人才和政治的天平向共产党倾斜了。从后来国共两党的大决战来看，虽然形式上是由于军事指挥有方，但实际上是在人才和政治方面，共产党占了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也是日薄西山，时日无多。
六、重视武备
顺应民意一个民族的崛起和中共的崛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里面也出尊严，出霸权。只有战争或以武力为后盾，各种势力才会重新洗牌，才能改变世界的格局。崛起的先提条件是政治上的先进性，顺应了人民的意愿。英国征服世界时用的口号是：“把文明带给世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欧洲时都用的是：“自由，平等”；中共抗战时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美国革命时的口号是：“人人生而平等”；美国称霸时的口号是：“自由，民主”，现在是：“人权高于主权”；日、德等国实在没有什么好显摆，干脆厚着脸皮说：“我们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无论是改革还是崛起，必须顺应民意并得到人民的支持，要有一个响亮和鲜明的政治主张来唤起民众，登高一呼，应者如云。
七、废旧立新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思想文化。 儒学，本是一门学派，各门学派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足为奇。儒教强调的是礼仪，坚持统治者应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老百姓则应该无条件地顺从。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法家注重实践，关心改革，擅长军事。认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正是由于以上特点，秦国用法家治国，赢了天下，但很快就丢了天下。儒家强调等级制度，强调君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有利于中央集权，故受到和平时期的统治者的亲睐，成了中国的“国学”。
工业革命后，西方产生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大政治革命。民族主义战胜了宗教势力而产生了一批民族国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德、意、日的崛起；自由主义产生了法国和美国的崛起；社会主义则让苏联崛起。民族主义是民族的自我意识被唤醒；而强调“自由，平等”的自由主义和强调集体意识和福利的社会主义则是工业化中社会分工的产物。无论他们形式如何不同，但他们都是一种人性的解放、激情的释放和自尊的满足。这些都比只让人像木偶一样被动服从“高等级者”的统治和命令的中国的儒家说教不知要强多少倍，其社会和生产效率更不知要差多少倍！
结论
笔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进行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不具备条件，而是这种政治改革砸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和太子党的饭碗。所以，他们制造种种莫名其妙的神话来吓唬人民。说什么“要是实行民主，中国就乱了，就成了俄罗斯第二”。这就和当年文革时吓唬老百姓那句“要是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上台就会千万个人头落地”如出一辙。今天，既得利益集团掌握了国家政权，谁看到有几个人头落地？！
有人一说学习美国就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资本主义的规律是自由竞争，大资本家往往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垄断来获取更大的利润。但这一切从1911年就产生了变化，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拿标准石油公司开刀开始，美国已经背离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带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色彩。 当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从262美元降到22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美元降到8美元的时候，“资本主义”那是天天被人诅咒的字眼, 绝对不像今天这样风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宣誓就职总统后的第五天就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方式, 进行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行动。也就是搞社会保障体系、最低工资法律、福利法律、政府雇用以及其他措施的所谓“新政”，也就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所以说，今天的美国虽然自称是资本主义，就像中国自称是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个面子问题。实际上，是原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在20世纪初就实行了“改革”，揉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部分，方见活力。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住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和蛋糕，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致使腐败扩大化、公开化。苏联的安德罗波夫上台后，也通过严厉的警察手段治理腐败。工业技术出口局主席斯米利亚可夫因严重腐败而被判处死刑，勃列日涅夫女婿丘尔巴诺夫被判刑十年。“150名州委书记中，有47名被撤职，几占三分之一。在乌克兰，25名党委第一书记中就有9名被撤职。在哈萨克，20名党政要员中有7人被整肃”。但都没用，东欧还是垮了。。。
孙中山说的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后，当你回头再看这句话时，还是真理！
